河北曲周:科技小院忙“三夏”
河北曲周:科技小院忙“三夏”
河北曲周:科技小院忙“三夏”2025年(nián)4月25日上午,由中共荔湾区(lìwānqū)委宣传部、荔湾区国家档案馆(区地方志办)、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(wěiyuánhuì)办公室、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荔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(zhǔbàn),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及詹天佑故居纪念馆承办,广州大学荔湾研究院/研究生院和粤剧艺术博物馆(bówùguǎn)协办的(de)“‘荔泮芳华’系列活动2025年名家讲座第一场(总第10场)”在粤剧艺术博物馆举行。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教授发表题为“清末民初(mínchū)的粤港合作——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”的主旨报告。以下为丁新豹教授演讲文字(wénzì)实录。
我们(wǒmen)今日(jīnrì)谈论“粤港澳大湾区”建设时,更应认识到香港与广州在历史上本属一家人(rén),两地关系之密切远超今人想象。香港的东华医院(yīyuàn)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,其历任总理几乎清一色为粤籍商人。直到后来才出现(chūxiàn)首位外省籍总理——上海人徐季良。这一人事特征充分证明,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有着非常多的联系。
一、香港东华医院之(zhī)创立
在探讨东华医院与(yǔ)广州(guǎngzhōu)善堂的关系前,有必要先说明东华医院的背景。在1935年玛丽医院建成前,港岛唯一的公立民用医疗机构叫做(jiàozuò)“Civil Hospital”。“Civil”一词(yīcí)表明其非军用性质——因(yīn)为当时(shí)香港另有一所“Naval Hospital”(海军医院)。该院中文名称较为(jiàowéi)特殊(tèshū),称作“国家医院”。对当时岛民而言,就医实属不易。而且,当时民众患病时大多也不去医院,更不求助西医,因他们对西医极为陌生。普通百姓——尤其是早期来港、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,生病时往往自行找药而不求医,致使当时香港的死亡率很高(gāo)。
照片中这位是(shì)何启,他出身(chūshēn)于基督教牧师家庭,早年在香港读书,拥有医学与法律双学位。然而(ránér)在当时(dāngshí)的香港,行医之路并不顺畅——因鲜有人愿接受西医诊治。所幸(suǒxìng)他还能从事律师职业。据当时香港某西报记载,何启发现他的同胞对西医极为排斥,除非免费施诊,否则不会就医。东华(dōnghuá)医院(yīyuàn)的创立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——采用中医诊疗,提供免费服务。这里有个(yǒugè)耐人寻味的疑问(yíwèn):为何称其为“中医院”?我推测,这可能是当时全中国(zhōngguó)唯一的“中医院”。因为(yīnwèi),传统中医多按方抓药后回家煎服,何须住院?但是,当时在港华人多为贫苦单身劳工,患病后无人照料,从东华医院的历史照片可见,院内陈列着大量药煲(煎药器具),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华医院不仅提供诊疗,还兼具照料病患的功能。
图片中展示的(de)广福义祠始建(shǐjiàn)于1851年,最初用于供奉牌位,后逐渐沦为弃置濒死(bīnsǐ)之人的场所。香港(xiānggǎng)当局起初(qǐchū)并未(bìngwèi)察觉此事,直至消息传至英国后方才引起恐慌。署理总登记官李斯德视察时记录道“九至十名或生或死的病人躺在‘医院’里,其中(qízhōng)一名(yīmíng)是腹泻骨瘦如柴的垂危病人躺在一块如其身形大小的木板上,停在一个狭窄的、根本不能站立的空间里……,旁边的房间里放置了管理人员所称的尸体,但仔细(zǐxì)查看,其中一人尚有气息……,在这里,人的自然需要沦落至无法形容的令人厌恶的情况”。由此可见当时情形之骇人。此事经报纸曝光后,港府(gǎngfǔ)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。巧合的是,麦当奴总督此前(cǐqián)曾“开赌”(即开放赌博(dǔbó)),此为当时快速敛财的手段,但引发了不小的民怨,英廷勒令港府停止开赌,并要求将已获资金尽快使用。此时恰逢华人有建立中医院的需要,总督便顺势拨款促成。另一关键背景是香港当时已涌现一批具有社会(shèhuì)地位与财富的华人。这些华人认为有能力自主运营中医院,而港府则提供土地(tǔdì)与部分资金支持。
我们发现,东华医院的(de)总理名单中(zhōng)很多和广州“九大善堂”中爱育善堂、方便医院、广仁善堂等善堂总理是重叠的,所以(suǒyǐ)我强调粤港根本就是一家人。有一个说法(shuōfǎ)是香港(xiānggǎng)商人是粤商的分支。这个名单中的13人主要可以分成两类(liǎnglèi)——南北行商人与买办。买办大多是广州人。十三行大火之后几乎所有商行都搬来了香港。所以,1860年代的香港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许多买办,他们原先就是广州或者珠三角的人。南北行商人则充分利用(chōngfènlìyòng)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(yōushì),经营中国内地与南洋之间的转口贸易。无论是将内地货物(huòwù)输往南洋,还是将南洋特产运入内地,都必须经由香港中转(zhōngzhuǎn),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许多富商。
东华医院总理名单(míngdān)中,梁(liáng)云汉(yúnhàn)(鹤巢)曾担任两届倡建主席(zhǔxí),足见英国政府对他的信任。他同时创办了广州的爱育善堂,后因破产返回广州并在当地终老。另一位(yīwèi)总理李璿(玉衡)原籍新会七堡,因冲突激烈的“土客之争”而举家迁港。此人致富不择手段,既经营(jīngyíng)金山庄,又涉足苦力贸易(màoyì)(即“卖猪仔”),更取得了当时香港的鸦片专卖权。若论财富,在当今李嘉诚、近代何东之上。19世纪的李璇堪称香港首富——其(qí)遗产即便分予子女后,余产仍创下惊人纪录。名单中还有一位陈桂士(瑞南),他是(shì)广州陈家祠(chénjiācí)的创办人之一。值得注意的是高满华(楚香),作为名单中唯一的潮州人(澄海籍),他通过南北行贸易发家,旗下元发行专营暹罗米(mǐ)(泰国米)进口业务(yèwù)。其中非商界出身的只有黄胜,他任职于英华书院印刷所,并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二位华人议员。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的邓伯庸(鉴之(jiànzhī))也很特别,其夫妇的棺木至今(zhìjīn)仍停放在东华义庄,历经一个多世纪仍未下葬,因其已经没有后人。此外,名单中的唐茂枝来自“盛产”买办的唐家湾;伍秩庸即著名外交家伍廷芳;莫仕扬则是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者(kāichuàngzhě),该家族历经三代买办(莫藻泉、莫干生),至今已传至第五代(dìwǔdài),成为香港罕见(hǎnjiàn)的“富五代”家族,不过后代已转型从事医生、律师(lǜshī)等职业。
19世纪东华(dōnghuá)医院总理在医院大堂合照中可以发现奇特的(de)一点:他们全部穿着官(guān)服——因为他们全部都买了官。其实有钱不买官的话,做很多(hěnduō)事情都不方便,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与清廷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东华医院成立后甚至会帮忙在报纸上(shàng)刊登朝廷卖官的广告。这个群体想要得到官位需要和广东省当局互动沟通,这里有一个人是张之洞老友,他在其中起了特别的作用(zuòyòng),稍后我将再做介绍。
图3 东华(dōnghuá)医院总理合照
二、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(guǎngzhōu)善堂之合作
从爱育(àiyù)善堂首事名单中(zhōng)可以发现(fāxiàn),陈桂士(瑞南)、陈美扬(翼云)、梁云汉(鹤巢)等人(rén)不仅担任东华医院倡建总理(zǒnglǐ),同时也是(shì)爱育善堂的(de)重要创办人。名单中还包括卢庚扬、李璿(玉衡)等熟悉的名字。值得注意的是,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成立时间相近。在1870年代(niándài)初短短数年间,粤港澳地区相继创立了三家重要慈善机构——香港东华医院、广州爱育善堂以及澳门镜湖医院,这三家医院的成立时间仅相差一两年。其中,爱育善堂在东华医院成立后立即赠送了“惠周海外”牌匾,这是东华医院收到的首块外部机构赠匾。
东华医院和(hé)爱育善堂间有着很多的合作。首先就是赈(zhèn)灾,那个年代珠三角几乎每一年都有灾难。清远绅商于光绪四年(1878)赠予东华医院“德起疮痍(chuāngyí)”的牌匾,正是(zhèngshì)对这种救灾合作的见证。1877年清远遭遇大水灾,这里提到“蒙贵院协同爱育善堂来清助赈,自去年(qùnián)腊月开赈至本年六月初二日停止拯活饥民(jīmín)十几万人起死回生之恩如同再造”。当地(dāngdì)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,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捐款、施粥等善举。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两个善堂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。
从现存档案中可以发现,东华医院与(yǔ)爱育(àiyù)善堂(shàntáng)的合作形式很多样。其中一份文件记载(jìzǎi)了东华医院委托爱育善堂代为制作病人棉袄的事。当时广州的裁缝比较多,制衣成本比较低。我们就发现文件明确记载了“代做(dàizuò)病人的棉袄多少(duōshǎo)件多少钱,照数额汇交爱育善堂”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救助孤老。1912年东华医院致爱育善堂的一封公函,记载了一个事件,一位叫做郭荣的老人,是番禺县(pānyúxiàn)人,在墨尔本“营谋不遂”,幸得老友(lǎoyǒu)资助回港,但物是人非且囊中已空,送至爱育善堂安置以免街头行乞。
方便(fāngbiàn)医院成立(chénglì)于1899年,相对比较晚,但是和(hé)东华医院的合作尤为密切。从方便医院的创办名单中可以发现,多位核心成员如卢佐臣、陈作屏、刘渭川(liúwèichuān)等都曾担任东华医院的总理或主席职务。名单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少歧,其子周埈年是1950年代香港著名绅士(shēnshì)和社会贤达。然而,周氏家族曾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全家罹难,唯因周少歧当时恰好外出,得以在这场重大变故(biàngù)中幸免于难。
香港当局的(de)官方文件记载了当时肆虐的“脚气病(jiǎoqìbìng)”(维生素B1缺乏症)的情况(qíngkuàng)。该疾病致死率极高,而(ér)香港医疗系统却难以有效应(xiàoyìng)对。档案特别指出:“至脚症一科,中外病人回粤,由香港东华医院送到方便医治者,每年以千计,多能奏效”,由此可见方便医院在治疗脚气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。鉴于该病症需要长期治疗,东华医院选择(xuǎnzé)将患者转送至方便医院医治。
1918年,方便医院致东华医院函记载到“贵院有脚症病者二十五人欲送至……以得(yǐdé)转离水土”。当时他们觉得转一转水土会有帮助。另外我(wǒ)觉得患上脚气病也和(hé)那个年代只(zhǐ)吃白米饭得不到其他营养有关系。这里还写到“东华医院送来脚症病人(bìngrén)每年或三五七帮,每帮或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”,这类数据非常多,所以(suǒyǐ)我们能知道东华医院持续和方便医院合作医治脚气病患者。
此外,比较有意思的是,方便医院曾经希望东华(dōnghuá)医院助其(zhùqí)对抗广东省政府。1922年,方便医院向东华医院的求助函里记载到(dào)“卫生局张借防疫问题取缔留医,有意摧残”,东华医院的回复(huífù)是“敝院(bìyuàn)为慈善机关,政府政令未便由敝法院直接奉函”,也(yě)就是拒绝了插手政治。实际上在19世纪,东华医院因直接参与很多政治事务,政府对此(duìcǐ)非常不满,担心东华医院成为香港的“第二个政府”。所以进入到20世纪,东华医院在政治上的态度就相对谨慎很多。
方便医院曾赠予东华(dōnghuá)医院“乐善同情”牌匾(biǎn),祝贺其重建开幕。另外,方便医院于1911年10月9日广华大医院开幕赠送贺词,“广厦荫同胞几经竭力营谋始克奠厥攸居(yōujū)权作杏林药陇,华侨沾实惠纵或偶罹(lí)疾苦胥令各得其所共跻寿域春台(chūntái)”。据此,我(wǒ)也(yě)相信方便医院曾经收到东华送给它的(de)牌匾。东华医院成立之后,海外许多华人医院纷纷仿效,所以(suǒyǐ)他们之间的来往很多,我们也因此在海外地区陆续找到一些东华医院的牌匾,例如曼谷的天华医院就收到过。正如方便医院在东华医院成立60周年的时候赠匾“仁(rén)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 幸此日步趋有赖 由今追昔六旬周甲纪前徽”中提到的“仁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”,说明这些医院都认为东华是一个榜样,值得仿效。
倡建两粤广仁善堂也是同一帮人,比如说有东华倡建总理邓鉴之等(děng)人。这里我们(wǒmen)提到(tídào)阮荔村,一位做越南贸易的(de)商人,后续谈到赈灾时,还会(huì)提及此人。这位名叫何昆(hékūn)的人,他和张之洞交情颇深,曾在广州创办自来水厂,思想极具前瞻性,当时别人(biérén)不敢做的事他都会尝试。他还曾在香港学习英文,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。韦宝珊也是一位非凡人物,香港的爵士,是富二代,也是有利银行的买办。他早先(zǎoxiān)在皇仁书院求学,后到英国读书,在辛亥革命时还提供过帮助(bāngzhù)。此外,名单中还有周少歧、刘铸伯等。刘铸伯,尽管香港对(duì)其的研究不多,但在20世纪初,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,特别是他和韦宝珊、梁士诒的关系值得研究,他们之间(zhījiān)有诸多的合作。1919年香港抢米暴动时,他们发挥出影响力。此外,名单中还有很多公司,比如元发行(fāxíng)、公源米行、银号等等。
1919年安南广肇义祠致函东华询问有关骨殖事宜的(de)信件,从中可以看出(kànchū)信息的流传方式。广肇义祠是先去信给广仁善堂,然后由广仁善堂再写信给香港东华医院询问此事。我在(zài)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(yígè)发现(fāxiàn),民国初年的广州(guǎngzhōu),可谓是一个“乱”字。在那样一个动荡(dòngdàng)的年代,靠广州商人(shāngrén)、香港商人和两地善堂之间的合作,他们做了大量造福民众的事情。因为当时两地政府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络的,英国政府承认北洋政府,轻视南方的政府,它(tā)觉得北洋政府才是正统。试想如果没有两地善堂的帮助,当地群众受的苦难会更加严重。所以,珠三角地区是靠两地善堂的大量合作,提供了大量的服务。
比如(bǐrú)有两封信件,一封涉及(shèjí)一名男童被人拐到香港(xiānggǎng),东华医院为此写信给广仁善堂请求其寻人将(jiāng)男童赎回。另一封则是妇人被拐至香港,东华医院同样写信告知广仁善堂,请求帮助寻回,可见当年是有很多类似的合作。
崇正善堂的倡建总协值理也是先前提及的那批人(pīrén),比如阮荔村、卢佐臣等等(děngděng)。
东华医院曾经与广州九大善堂(shàntáng)一起(yìqǐ)合办平粜,以应对米价的突然上涨,这一事件被记载在崇正善堂的记录里。
三(sān)、省港澳联合赈灾组织
当时(dāngshí)九大善堂和(hé)东华医院时常合作(hézuò)赈灾,省城九大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商集议(shāngjíyì)联合香港东华医院开办平粜总公所。因为当时“粤省丰年粮不半岁,一遇水旱,接济稍窒,大局立危。是(shì)以前光绪戊戌、壬寅(rényín)、癸卯(guǐmǎo)及本年,米价飞腾,人心(rénxīn)惶恐,皆赖举办干粜,潜遏乱萌”。举办干粜,就是担心平民因缺米而引发暴乱。在当下,没有米吃不至于发生动乱,而在当时三餐都依赖大米的情况下,缺米很有可能发生动乱。但是,当时安徽芜湖的米失收,就需要去收购越南米。与此同时,只有香港公源米行的刘小焯(liúxiǎochāo)和阮荔村才能(cáinéng)收购到越南米。于是便需要东华医院出面,让他们(tāmen)去收购越南的米。去办事的代表(dàibiǎo)是冯平山和梁峙庭(liángzhìtíng)。冯平山颇为知名,他是新会人,香港大学至今还有冯平山图书馆。之后,他们就在爱育善堂东厅(dōngtīng)设立平粜总公所,接济各府厅州县来办理相关事宜。后续因广仁善堂倡议举办救灾公所,九大善堂行商总会等遂分别设救灾公所,另设广仁善堂。但是,倡办名单上仍是这一班人。
1919年,香港爆发了(le)香港史上第一次,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抢米暴动。事后(shìhòu),香港当局批评说香港必须储备一定量的(de)大米,不能突然出现无米可食的情况,否则就(jiù)会产生暴乱。1919年收购大米苦难重重,因为(yīnwèi)当时越南和泰国的米都禁止出口,日本米坊也发生动乱。香港发生抢米暴动时,大家都去安徽芜湖抢购大米。后来,由刘铸伯(liúzhùbó)出面与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沟通,同时梁士诒也劝说安徽方面不向日本人售卖大米,要其将(jiāng)大米运(yùn)至广州。整个(zhěnggè)事情的推动,依靠的不是政府,是商人凭借自身的江湖地位,才得以顺利解决。我觉得这是一个(yígè)典型且精彩的故事。当然,当时的广东粮食救济会的总理陈廉伯和简照南也参与其中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时,刘铸伯(liúzhùbó)和梁士诒曾合作将一些华人运到(yùndào)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从事后勤工作。最初这个事情是(shì)他们运用民间的方法做成的,后来才(cái)得到北洋政府支持。刘铸伯是一个极其重要(jíqízhòngyào)的人物(rénwù),他属于今天深圳平湖人。直至今日,在平湖仍能看到他建立的医院。今日的平湖人仍然记得刘铸伯,他有一项重大功劳,就是促成广九铁路在平湖设站(zhàn)。要知道铁路在某地设站会对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梁士诒是一个十分(shífēn)富有的人,他在北洋政府任职为官,家安在香港,他的女儿在香港读英文学院,他本人也极为精明。
这里也提到何东,他和广东的关系(guānxì)(guānxì)十分(shífēn)紧密。其实他和所有军阀的关系都非同寻常。他曾举办过一次圆桌会议,邀请各大军阀商讨(shāngtǎo)停战。当时军阀们都给了他面子,但后面该如何行动依然照旧。这张照片(zhàopiān)是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他们一众儿子的合照,照片中可以看出何甘棠绝对是华人血统(xuètǒng),不过后面他又娶了一个混血妻子,所以他的子女也都是混血。
图(tú)7 1910年代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他们一众儿子
1919年七月(qīyuè)初三东华(dōnghuá)会议纪录中可以(kěyǐ)看到当时东华医院主席是何鸿燊的(de)父亲何世光。记录中可以看到“近因米价日昂,民食维艰”,要去“施粥以救(yǐjiù)眉急”,因此就要广州粮食救济会汇点大米过去。己未(jǐwèi)七月初十东华会议记录写道,“何世光翁曰(yuē)今晚请列位(lièwèi)到会系因蒙何君晓生”,前者曾邀陈廉伯(chénliánbó)帮助将省城所存芜湖米拨些来港一事“已达到(dádào)目的”,昨晚何君接到电报云“督军已批准出口一万担”,“特通知东华医院派员(pàiyuán)到省接收,今院欲举两位(谢家宝、李右泉)上省与陈廉伯接洽”。这里提到了谢家宝,谢家宝是何甘棠的女婿,“谢家宝翁曰,承主席命赴夜轮上省,为接收芜湖米事,但抵省时尚早,乃先(nǎixiān)到米埠试看芜湖米如何,见得虽不及暹罗米之佳,然仍属过得去,只有些少尘糠气味而已,后乃联队往沙(wǎngshā)面见(miànjiàn)陈廉伯先生接洽一切”。后来,他们又到广同兴米埠托人将米运回香港。在他们运输米、储存米的过程(guòchéng)中,能够看出东华的总理们是从事哪一行业。他们做事的方法就是商人间的互相帮助,因为总理们来自不同的行业,大家可以一起帮忙,所以整件事情可以顺利推进,政府(zhèngfǔ)则完全没有参与。可见,当时粤港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方式。
四、东华医院作为海外侨团赈济(zhènjì)广东灾难之中介
东华医院(yīyuàn)在海外赈灾(zhènzāi)(zhènzāi)中(zhōng)也扮演中介的角色(juésè)。有两封信,分别是新金山巴辣埠(bālàbù)(澳大利亚巴拉瑞特)致东华医院,以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致东华医院,函请东华赈济广东水灾。因为他们都觉得东华医院值得(zhíde)相信,所以将钱全部汇给东华医院,东华医院再转汇给广州的善堂赈灾。由此(cǐ)可见,东华医院在此作为中介的角色。另外,还有古巴中华总会救助广东水灾,也是通过东华医院进行的。东华医院收藏了(le)大量此类来函(láihán)。澳洲悉尼埠商会也通过东华赈济广东水灾。不止水灾,汕头在1918年正月初三爆发了7.3级大地震,整个汕头都受到了巨大冲击,当年赈济也是借助东华医院,通过南北行去赈灾。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信函。
昨天,我也有幸到广东省档案馆查看一批信件,这些信件大多是1946年之后的信件。所以,我觉得东华(dōnghuá)医院这一批档案极为珍贵,因为(yīnwèi)它们的档案是齐全(qíquán)的,包括(bāokuò)会议记录及每年的征信录,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“日据”时期,从未中断。只有最敏感的一年没有,也就是一百年前(qián)的1925年,当年整个档案都没有了(le)。这并非偶然,是因为当年东华医院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。
其实东华医院档案中最有趣的是慈善以外的事务。大家知道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于各地支持(zhīchí)革命党,不再支持清朝。广东人就很精明,等到大家差不多都投票(tóupiào)后才(cái)做决定(juédìng)。这里就要提到广州一个很重要(zhòngyào)的人物(rénwù),叫江孔殷。江孔殷就是所谓的江太史,他当时(dāngshí)发了一个电报给东华医院,让(ràng)“省地即日总商会集议,宣布共和国条件,请举代表到省情公定公议”。当时的会议记录写道,“本医院未涉便干预(gānyù)此事,今请列翁到聚宣布来电,且此电已分送四邑公所及报界公社与华商会所,请听四邑公所是晚所议如何,由他复电便是”。所以东华医院也变得精明,就说想如何审议都与我无关。但看到电报,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,这些政治上的大事也会来找东华医院商议(shāngyì)。
还有海外华人向东华(dōnghuá)的求助。1921年二月(èryuè)廿五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省长来函详及墨国(mòguó)(mòguó)(mòguó)来电(láidiàn)着敝院饬属严查,禁止华工赴墨务须(wùxū)随时劝阻请公定公议,谓此事关于政治问题,本院不宜兼理,且前次经向墨国领事署面覆前途,此函可暂为贮下”。1922年十二月十一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四 古巴中华总商会总理蒋修身先生来电,详及古巴政府禁华人以前新客纸一切(yīqiè)不纯上埠请止勿来请公定,黄屏荪(huángpíngsūn)翁倡议将电文抄白送交访事作新闻资料,另由本院登报使众周知”。1923年五月初四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墨国中华会馆来电,谓墨国禁止华人入境,请公定”等等(děngděng)。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在其中的中介角色,海外华人一旦遇到事情都会寻求(xúnqiú)东华医院的帮助,这就彰显了它的特殊地位。
广州商务总会(zǒnghuì)也请东华医院代查英国属地北(běi)波罗洲地方水土及华人前往工作耕种是否相宜,东华医院则回函写道:“英国属地之华商均未得其确定情形不敢妄为臆说,请转询(zhuǎnxún)星架坡埠中国领事或可洞悉(dòngxī)一切”。
1918年,东华(dōnghuá)收到了一封香山侨乡(qiáoxiāng)会发出的有关铸造程璧光(chéngbìguāng)铜像的函件。当年程璧光率领一支舰队南下参加护法战争,然而他很快就遭遇暗杀了。他们要铸造铜像纪念程璧光,又写信给东华医院让其捐钱。程璧光的铜像就在后来(hòulái)的永安堂前的海珠公园。
1919年,旅京粤东会馆(huìguǎn)致函东华促阻广东当局拆毁孔庙明伦堂,即广府学宫。这一情况非常特别,因为拆除(chāichú)学宫是(shì)政府的行为,东华医院完全没有能力干涉,但(dàn)他们写信给东华医院。参与者有很多人,比如王宠惠,他是地道的香港(xiānggǎng)人,父亲是牧师。此外,还有梁敦彦、梁士诒、朱汝珍(zhūrǔzhēn)等人。他们在北京联名写信,希望东华医院出面阻止拆除学宫。
我(wǒ)的(de)结论很简单。东华医院(yīyuàn)档案反映了清末民初粤港之间的交流非常便捷。当时东华的总理和九大善堂的总理名单大多都重叠。最特别的是在那个年代,两地的善堂一起合作(hézuò)了诸多事情,帮助了许多群众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,当时广州一带民众受的苦难会更加多。我们(wǒmen)现在讲大湾区,也应该强调(qiángdiào)当时粤港的关系——我们根本就是一家人,从善堂的相关历史中可以看到两地密切的关系。
(本文(běnwén)整理者(zhěnglǐzhě)系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社会工作杜冰冰、温倩钰、2024级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杰。)
杜(dù)冰冰、温倩钰、黄杰/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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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(nián)4月25日上午,由中共荔湾区(lìwānqū)委宣传部、荔湾区国家档案馆(区地方志办)、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(wěiyuánhuì)办公室、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荔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(zhǔbàn),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及詹天佑故居纪念馆承办,广州大学荔湾研究院/研究生院和粤剧艺术博物馆(bówùguǎn)协办的(de)“‘荔泮芳华’系列活动2025年名家讲座第一场(总第10场)”在粤剧艺术博物馆举行。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教授发表题为“清末民初(mínchū)的粤港合作——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”的主旨报告。以下为丁新豹教授演讲文字(wénzì)实录。
我们(wǒmen)今日(jīnrì)谈论“粤港澳大湾区”建设时,更应认识到香港与广州在历史上本属一家人(rén),两地关系之密切远超今人想象。香港的东华医院(yīyuàn)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,其历任总理几乎清一色为粤籍商人。直到后来才出现(chūxiàn)首位外省籍总理——上海人徐季良。这一人事特征充分证明,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有着非常多的联系。
一、香港东华医院之(zhī)创立
在探讨东华医院与(yǔ)广州(guǎngzhōu)善堂的关系前,有必要先说明东华医院的背景。在1935年玛丽医院建成前,港岛唯一的公立民用医疗机构叫做(jiàozuò)“Civil Hospital”。“Civil”一词(yīcí)表明其非军用性质——因(yīn)为当时(shí)香港另有一所“Naval Hospital”(海军医院)。该院中文名称较为(jiàowéi)特殊(tèshū),称作“国家医院”。对当时岛民而言,就医实属不易。而且,当时民众患病时大多也不去医院,更不求助西医,因他们对西医极为陌生。普通百姓——尤其是早期来港、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,生病时往往自行找药而不求医,致使当时香港的死亡率很高(gāo)。
照片中这位是(shì)何启,他出身(chūshēn)于基督教牧师家庭,早年在香港读书,拥有医学与法律双学位。然而(ránér)在当时(dāngshí)的香港,行医之路并不顺畅——因鲜有人愿接受西医诊治。所幸(suǒxìng)他还能从事律师职业。据当时香港某西报记载,何启发现他的同胞对西医极为排斥,除非免费施诊,否则不会就医。东华(dōnghuá)医院(yīyuàn)的创立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——采用中医诊疗,提供免费服务。这里有个(yǒugè)耐人寻味的疑问(yíwèn):为何称其为“中医院”?我推测,这可能是当时全中国(zhōngguó)唯一的“中医院”。因为(yīnwèi),传统中医多按方抓药后回家煎服,何须住院?但是,当时在港华人多为贫苦单身劳工,患病后无人照料,从东华医院的历史照片可见,院内陈列着大量药煲(煎药器具),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华医院不仅提供诊疗,还兼具照料病患的功能。
图片中展示的(de)广福义祠始建(shǐjiàn)于1851年,最初用于供奉牌位,后逐渐沦为弃置濒死(bīnsǐ)之人的场所。香港(xiānggǎng)当局起初(qǐchū)并未(bìngwèi)察觉此事,直至消息传至英国后方才引起恐慌。署理总登记官李斯德视察时记录道“九至十名或生或死的病人躺在‘医院’里,其中(qízhōng)一名(yīmíng)是腹泻骨瘦如柴的垂危病人躺在一块如其身形大小的木板上,停在一个狭窄的、根本不能站立的空间里……,旁边的房间里放置了管理人员所称的尸体,但仔细(zǐxì)查看,其中一人尚有气息……,在这里,人的自然需要沦落至无法形容的令人厌恶的情况”。由此可见当时情形之骇人。此事经报纸曝光后,港府(gǎngfǔ)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。巧合的是,麦当奴总督此前(cǐqián)曾“开赌”(即开放赌博(dǔbó)),此为当时快速敛财的手段,但引发了不小的民怨,英廷勒令港府停止开赌,并要求将已获资金尽快使用。此时恰逢华人有建立中医院的需要,总督便顺势拨款促成。另一关键背景是香港当时已涌现一批具有社会(shèhuì)地位与财富的华人。这些华人认为有能力自主运营中医院,而港府则提供土地(tǔdì)与部分资金支持。
我们发现,东华医院的(de)总理名单中(zhōng)很多和广州“九大善堂”中爱育善堂、方便医院、广仁善堂等善堂总理是重叠的,所以(suǒyǐ)我强调粤港根本就是一家人。有一个说法(shuōfǎ)是香港(xiānggǎng)商人是粤商的分支。这个名单中的13人主要可以分成两类(liǎnglèi)——南北行商人与买办。买办大多是广州人。十三行大火之后几乎所有商行都搬来了香港。所以,1860年代的香港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许多买办,他们原先就是广州或者珠三角的人。南北行商人则充分利用(chōngfènlìyòng)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(yōushì),经营中国内地与南洋之间的转口贸易。无论是将内地货物(huòwù)输往南洋,还是将南洋特产运入内地,都必须经由香港中转(zhōngzhuǎn),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许多富商。
东华医院总理名单(míngdān)中,梁(liáng)云汉(yúnhàn)(鹤巢)曾担任两届倡建主席(zhǔxí),足见英国政府对他的信任。他同时创办了广州的爱育善堂,后因破产返回广州并在当地终老。另一位(yīwèi)总理李璿(玉衡)原籍新会七堡,因冲突激烈的“土客之争”而举家迁港。此人致富不择手段,既经营(jīngyíng)金山庄,又涉足苦力贸易(màoyì)(即“卖猪仔”),更取得了当时香港的鸦片专卖权。若论财富,在当今李嘉诚、近代何东之上。19世纪的李璇堪称香港首富——其(qí)遗产即便分予子女后,余产仍创下惊人纪录。名单中还有一位陈桂士(瑞南),他是(shì)广州陈家祠(chénjiācí)的创办人之一。值得注意的是高满华(楚香),作为名单中唯一的潮州人(澄海籍),他通过南北行贸易发家,旗下元发行专营暹罗米(mǐ)(泰国米)进口业务(yèwù)。其中非商界出身的只有黄胜,他任职于英华书院印刷所,并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二位华人议员。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的邓伯庸(鉴之(jiànzhī))也很特别,其夫妇的棺木至今(zhìjīn)仍停放在东华义庄,历经一个多世纪仍未下葬,因其已经没有后人。此外,名单中的唐茂枝来自“盛产”买办的唐家湾;伍秩庸即著名外交家伍廷芳;莫仕扬则是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者(kāichuàngzhě),该家族历经三代买办(莫藻泉、莫干生),至今已传至第五代(dìwǔdài),成为香港罕见(hǎnjiàn)的“富五代”家族,不过后代已转型从事医生、律师(lǜshī)等职业。
19世纪东华(dōnghuá)医院总理在医院大堂合照中可以发现奇特的(de)一点:他们全部穿着官(guān)服——因为他们全部都买了官。其实有钱不买官的话,做很多(hěnduō)事情都不方便,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与清廷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东华医院成立后甚至会帮忙在报纸上(shàng)刊登朝廷卖官的广告。这个群体想要得到官位需要和广东省当局互动沟通,这里有一个人是张之洞老友,他在其中起了特别的作用(zuòyòng),稍后我将再做介绍。
图3 东华(dōnghuá)医院总理合照
二、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(guǎngzhōu)善堂之合作
从爱育(àiyù)善堂首事名单中(zhōng)可以发现(fāxiàn),陈桂士(瑞南)、陈美扬(翼云)、梁云汉(鹤巢)等人(rén)不仅担任东华医院倡建总理(zǒnglǐ),同时也是(shì)爱育善堂的(de)重要创办人。名单中还包括卢庚扬、李璿(玉衡)等熟悉的名字。值得注意的是,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成立时间相近。在1870年代(niándài)初短短数年间,粤港澳地区相继创立了三家重要慈善机构——香港东华医院、广州爱育善堂以及澳门镜湖医院,这三家医院的成立时间仅相差一两年。其中,爱育善堂在东华医院成立后立即赠送了“惠周海外”牌匾,这是东华医院收到的首块外部机构赠匾。
东华医院和(hé)爱育善堂间有着很多的合作。首先就是赈(zhèn)灾,那个年代珠三角几乎每一年都有灾难。清远绅商于光绪四年(1878)赠予东华医院“德起疮痍(chuāngyí)”的牌匾,正是(zhèngshì)对这种救灾合作的见证。1877年清远遭遇大水灾,这里提到“蒙贵院协同爱育善堂来清助赈,自去年(qùnián)腊月开赈至本年六月初二日停止拯活饥民(jīmín)十几万人起死回生之恩如同再造”。当地(dāngdì)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,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捐款、施粥等善举。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两个善堂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。
从现存档案中可以发现,东华医院与(yǔ)爱育(àiyù)善堂(shàntáng)的合作形式很多样。其中一份文件记载(jìzǎi)了东华医院委托爱育善堂代为制作病人棉袄的事。当时广州的裁缝比较多,制衣成本比较低。我们就发现文件明确记载了“代做(dàizuò)病人的棉袄多少(duōshǎo)件多少钱,照数额汇交爱育善堂”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救助孤老。1912年东华医院致爱育善堂的一封公函,记载了一个事件,一位叫做郭荣的老人,是番禺县(pānyúxiàn)人,在墨尔本“营谋不遂”,幸得老友(lǎoyǒu)资助回港,但物是人非且囊中已空,送至爱育善堂安置以免街头行乞。
方便(fāngbiàn)医院成立(chénglì)于1899年,相对比较晚,但是和(hé)东华医院的合作尤为密切。从方便医院的创办名单中可以发现,多位核心成员如卢佐臣、陈作屏、刘渭川(liúwèichuān)等都曾担任东华医院的总理或主席职务。名单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少歧,其子周埈年是1950年代香港著名绅士(shēnshì)和社会贤达。然而,周氏家族曾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全家罹难,唯因周少歧当时恰好外出,得以在这场重大变故(biàngù)中幸免于难。
香港当局的(de)官方文件记载了当时肆虐的“脚气病(jiǎoqìbìng)”(维生素B1缺乏症)的情况(qíngkuàng)。该疾病致死率极高,而(ér)香港医疗系统却难以有效应(xiàoyìng)对。档案特别指出:“至脚症一科,中外病人回粤,由香港东华医院送到方便医治者,每年以千计,多能奏效”,由此可见方便医院在治疗脚气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。鉴于该病症需要长期治疗,东华医院选择(xuǎnzé)将患者转送至方便医院医治。
1918年,方便医院致东华医院函记载到“贵院有脚症病者二十五人欲送至……以得(yǐdé)转离水土”。当时他们觉得转一转水土会有帮助。另外我(wǒ)觉得患上脚气病也和(hé)那个年代只(zhǐ)吃白米饭得不到其他营养有关系。这里还写到“东华医院送来脚症病人(bìngrén)每年或三五七帮,每帮或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”,这类数据非常多,所以(suǒyǐ)我们能知道东华医院持续和方便医院合作医治脚气病患者。
此外,比较有意思的是,方便医院曾经希望东华(dōnghuá)医院助其(zhùqí)对抗广东省政府。1922年,方便医院向东华医院的求助函里记载到(dào)“卫生局张借防疫问题取缔留医,有意摧残”,东华医院的回复(huífù)是“敝院(bìyuàn)为慈善机关,政府政令未便由敝法院直接奉函”,也(yě)就是拒绝了插手政治。实际上在19世纪,东华医院因直接参与很多政治事务,政府对此(duìcǐ)非常不满,担心东华医院成为香港的“第二个政府”。所以进入到20世纪,东华医院在政治上的态度就相对谨慎很多。
方便医院曾赠予东华(dōnghuá)医院“乐善同情”牌匾(biǎn),祝贺其重建开幕。另外,方便医院于1911年10月9日广华大医院开幕赠送贺词,“广厦荫同胞几经竭力营谋始克奠厥攸居(yōujū)权作杏林药陇,华侨沾实惠纵或偶罹(lí)疾苦胥令各得其所共跻寿域春台(chūntái)”。据此,我(wǒ)也(yě)相信方便医院曾经收到东华送给它的(de)牌匾。东华医院成立之后,海外许多华人医院纷纷仿效,所以(suǒyǐ)他们之间的来往很多,我们也因此在海外地区陆续找到一些东华医院的牌匾,例如曼谷的天华医院就收到过。正如方便医院在东华医院成立60周年的时候赠匾“仁(rén)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 幸此日步趋有赖 由今追昔六旬周甲纪前徽”中提到的“仁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”,说明这些医院都认为东华是一个榜样,值得仿效。
倡建两粤广仁善堂也是同一帮人,比如说有东华倡建总理邓鉴之等(děng)人。这里我们(wǒmen)提到(tídào)阮荔村,一位做越南贸易的(de)商人,后续谈到赈灾时,还会(huì)提及此人。这位名叫何昆(hékūn)的人,他和张之洞交情颇深,曾在广州创办自来水厂,思想极具前瞻性,当时别人(biérén)不敢做的事他都会尝试。他还曾在香港学习英文,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。韦宝珊也是一位非凡人物,香港的爵士,是富二代,也是有利银行的买办。他早先(zǎoxiān)在皇仁书院求学,后到英国读书,在辛亥革命时还提供过帮助(bāngzhù)。此外,名单中还有周少歧、刘铸伯等。刘铸伯,尽管香港对(duì)其的研究不多,但在20世纪初,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,特别是他和韦宝珊、梁士诒的关系值得研究,他们之间(zhījiān)有诸多的合作。1919年香港抢米暴动时,他们发挥出影响力。此外,名单中还有很多公司,比如元发行(fāxíng)、公源米行、银号等等。
1919年安南广肇义祠致函东华询问有关骨殖事宜的(de)信件,从中可以看出(kànchū)信息的流传方式。广肇义祠是先去信给广仁善堂,然后由广仁善堂再写信给香港东华医院询问此事。我在(zài)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(yígè)发现(fāxiàn),民国初年的广州(guǎngzhōu),可谓是一个“乱”字。在那样一个动荡(dòngdàng)的年代,靠广州商人(shāngrén)、香港商人和两地善堂之间的合作,他们做了大量造福民众的事情。因为当时两地政府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络的,英国政府承认北洋政府,轻视南方的政府,它(tā)觉得北洋政府才是正统。试想如果没有两地善堂的帮助,当地群众受的苦难会更加严重。所以,珠三角地区是靠两地善堂的大量合作,提供了大量的服务。
比如(bǐrú)有两封信件,一封涉及(shèjí)一名男童被人拐到香港(xiānggǎng),东华医院为此写信给广仁善堂请求其寻人将(jiāng)男童赎回。另一封则是妇人被拐至香港,东华医院同样写信告知广仁善堂,请求帮助寻回,可见当年是有很多类似的合作。
崇正善堂的倡建总协值理也是先前提及的那批人(pīrén),比如阮荔村、卢佐臣等等(děngděng)。
东华医院曾经与广州九大善堂(shàntáng)一起(yìqǐ)合办平粜,以应对米价的突然上涨,这一事件被记载在崇正善堂的记录里。
三(sān)、省港澳联合赈灾组织
当时(dāngshí)九大善堂和(hé)东华医院时常合作(hézuò)赈灾,省城九大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商集议(shāngjíyì)联合香港东华医院开办平粜总公所。因为当时“粤省丰年粮不半岁,一遇水旱,接济稍窒,大局立危。是(shì)以前光绪戊戌、壬寅(rényín)、癸卯(guǐmǎo)及本年,米价飞腾,人心(rénxīn)惶恐,皆赖举办干粜,潜遏乱萌”。举办干粜,就是担心平民因缺米而引发暴乱。在当下,没有米吃不至于发生动乱,而在当时三餐都依赖大米的情况下,缺米很有可能发生动乱。但是,当时安徽芜湖的米失收,就需要去收购越南米。与此同时,只有香港公源米行的刘小焯(liúxiǎochāo)和阮荔村才能(cáinéng)收购到越南米。于是便需要东华医院出面,让他们(tāmen)去收购越南的米。去办事的代表(dàibiǎo)是冯平山和梁峙庭(liángzhìtíng)。冯平山颇为知名,他是新会人,香港大学至今还有冯平山图书馆。之后,他们就在爱育善堂东厅(dōngtīng)设立平粜总公所,接济各府厅州县来办理相关事宜。后续因广仁善堂倡议举办救灾公所,九大善堂行商总会等遂分别设救灾公所,另设广仁善堂。但是,倡办名单上仍是这一班人。
1919年,香港爆发了(le)香港史上第一次,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抢米暴动。事后(shìhòu),香港当局批评说香港必须储备一定量的(de)大米,不能突然出现无米可食的情况,否则就(jiù)会产生暴乱。1919年收购大米苦难重重,因为(yīnwèi)当时越南和泰国的米都禁止出口,日本米坊也发生动乱。香港发生抢米暴动时,大家都去安徽芜湖抢购大米。后来,由刘铸伯(liúzhùbó)出面与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沟通,同时梁士诒也劝说安徽方面不向日本人售卖大米,要其将(jiāng)大米运(yùn)至广州。整个(zhěnggè)事情的推动,依靠的不是政府,是商人凭借自身的江湖地位,才得以顺利解决。我觉得这是一个(yígè)典型且精彩的故事。当然,当时的广东粮食救济会的总理陈廉伯和简照南也参与其中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时,刘铸伯(liúzhùbó)和梁士诒曾合作将一些华人运到(yùndào)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从事后勤工作。最初这个事情是(shì)他们运用民间的方法做成的,后来才(cái)得到北洋政府支持。刘铸伯是一个极其重要(jíqízhòngyào)的人物(rénwù),他属于今天深圳平湖人。直至今日,在平湖仍能看到他建立的医院。今日的平湖人仍然记得刘铸伯,他有一项重大功劳,就是促成广九铁路在平湖设站(zhàn)。要知道铁路在某地设站会对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梁士诒是一个十分(shífēn)富有的人,他在北洋政府任职为官,家安在香港,他的女儿在香港读英文学院,他本人也极为精明。
这里也提到何东,他和广东的关系(guānxì)(guānxì)十分(shífēn)紧密。其实他和所有军阀的关系都非同寻常。他曾举办过一次圆桌会议,邀请各大军阀商讨(shāngtǎo)停战。当时军阀们都给了他面子,但后面该如何行动依然照旧。这张照片(zhàopiān)是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他们一众儿子的合照,照片中可以看出何甘棠绝对是华人血统(xuètǒng),不过后面他又娶了一个混血妻子,所以他的子女也都是混血。
图(tú)7 1910年代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他们一众儿子
1919年七月(qīyuè)初三东华(dōnghuá)会议纪录中可以(kěyǐ)看到当时东华医院主席是何鸿燊的(de)父亲何世光。记录中可以看到“近因米价日昂,民食维艰”,要去“施粥以救(yǐjiù)眉急”,因此就要广州粮食救济会汇点大米过去。己未(jǐwèi)七月初十东华会议记录写道,“何世光翁曰(yuē)今晚请列位(lièwèi)到会系因蒙何君晓生”,前者曾邀陈廉伯(chénliánbó)帮助将省城所存芜湖米拨些来港一事“已达到(dádào)目的”,昨晚何君接到电报云“督军已批准出口一万担”,“特通知东华医院派员(pàiyuán)到省接收,今院欲举两位(谢家宝、李右泉)上省与陈廉伯接洽”。这里提到了谢家宝,谢家宝是何甘棠的女婿,“谢家宝翁曰,承主席命赴夜轮上省,为接收芜湖米事,但抵省时尚早,乃先(nǎixiān)到米埠试看芜湖米如何,见得虽不及暹罗米之佳,然仍属过得去,只有些少尘糠气味而已,后乃联队往沙(wǎngshā)面见(miànjiàn)陈廉伯先生接洽一切”。后来,他们又到广同兴米埠托人将米运回香港。在他们运输米、储存米的过程(guòchéng)中,能够看出东华的总理们是从事哪一行业。他们做事的方法就是商人间的互相帮助,因为总理们来自不同的行业,大家可以一起帮忙,所以整件事情可以顺利推进,政府(zhèngfǔ)则完全没有参与。可见,当时粤港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方式。
四、东华医院作为海外侨团赈济(zhènjì)广东灾难之中介
东华医院(yīyuàn)在海外赈灾(zhènzāi)(zhènzāi)中(zhōng)也扮演中介的角色(juésè)。有两封信,分别是新金山巴辣埠(bālàbù)(澳大利亚巴拉瑞特)致东华医院,以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致东华医院,函请东华赈济广东水灾。因为他们都觉得东华医院值得(zhíde)相信,所以将钱全部汇给东华医院,东华医院再转汇给广州的善堂赈灾。由此(cǐ)可见,东华医院在此作为中介的角色。另外,还有古巴中华总会救助广东水灾,也是通过东华医院进行的。东华医院收藏了(le)大量此类来函(láihán)。澳洲悉尼埠商会也通过东华赈济广东水灾。不止水灾,汕头在1918年正月初三爆发了7.3级大地震,整个汕头都受到了巨大冲击,当年赈济也是借助东华医院,通过南北行去赈灾。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信函。
昨天,我也有幸到广东省档案馆查看一批信件,这些信件大多是1946年之后的信件。所以,我觉得东华(dōnghuá)医院这一批档案极为珍贵,因为(yīnwèi)它们的档案是齐全(qíquán)的,包括(bāokuò)会议记录及每年的征信录,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“日据”时期,从未中断。只有最敏感的一年没有,也就是一百年前(qián)的1925年,当年整个档案都没有了(le)。这并非偶然,是因为当年东华医院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。
其实东华医院档案中最有趣的是慈善以外的事务。大家知道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于各地支持(zhīchí)革命党,不再支持清朝。广东人就很精明,等到大家差不多都投票(tóupiào)后才(cái)做决定(juédìng)。这里就要提到广州一个很重要(zhòngyào)的人物(rénwù),叫江孔殷。江孔殷就是所谓的江太史,他当时(dāngshí)发了一个电报给东华医院,让(ràng)“省地即日总商会集议,宣布共和国条件,请举代表到省情公定公议”。当时的会议记录写道,“本医院未涉便干预(gānyù)此事,今请列翁到聚宣布来电,且此电已分送四邑公所及报界公社与华商会所,请听四邑公所是晚所议如何,由他复电便是”。所以东华医院也变得精明,就说想如何审议都与我无关。但看到电报,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,这些政治上的大事也会来找东华医院商议(shāngyì)。
还有海外华人向东华(dōnghuá)的求助。1921年二月(èryuè)廿五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省长来函详及墨国(mòguó)(mòguó)(mòguó)来电(láidiàn)着敝院饬属严查,禁止华工赴墨务须(wùxū)随时劝阻请公定公议,谓此事关于政治问题,本院不宜兼理,且前次经向墨国领事署面覆前途,此函可暂为贮下”。1922年十二月十一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四 古巴中华总商会总理蒋修身先生来电,详及古巴政府禁华人以前新客纸一切(yīqiè)不纯上埠请止勿来请公定,黄屏荪(huángpíngsūn)翁倡议将电文抄白送交访事作新闻资料,另由本院登报使众周知”。1923年五月初四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,“墨国中华会馆来电,谓墨国禁止华人入境,请公定”等等(děngděng)。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在其中的中介角色,海外华人一旦遇到事情都会寻求(xúnqiú)东华医院的帮助,这就彰显了它的特殊地位。
广州商务总会(zǒnghuì)也请东华医院代查英国属地北(běi)波罗洲地方水土及华人前往工作耕种是否相宜,东华医院则回函写道:“英国属地之华商均未得其确定情形不敢妄为臆说,请转询(zhuǎnxún)星架坡埠中国领事或可洞悉(dòngxī)一切”。
1918年,东华(dōnghuá)收到了一封香山侨乡(qiáoxiāng)会发出的有关铸造程璧光(chéngbìguāng)铜像的函件。当年程璧光率领一支舰队南下参加护法战争,然而他很快就遭遇暗杀了。他们要铸造铜像纪念程璧光,又写信给东华医院让其捐钱。程璧光的铜像就在后来(hòulái)的永安堂前的海珠公园。
1919年,旅京粤东会馆(huìguǎn)致函东华促阻广东当局拆毁孔庙明伦堂,即广府学宫。这一情况非常特别,因为拆除(chāichú)学宫是(shì)政府的行为,东华医院完全没有能力干涉,但(dàn)他们写信给东华医院。参与者有很多人,比如王宠惠,他是地道的香港(xiānggǎng)人,父亲是牧师。此外,还有梁敦彦、梁士诒、朱汝珍(zhūrǔzhēn)等人。他们在北京联名写信,希望东华医院出面阻止拆除学宫。
我(wǒ)的(de)结论很简单。东华医院(yīyuàn)档案反映了清末民初粤港之间的交流非常便捷。当时东华的总理和九大善堂的总理名单大多都重叠。最特别的是在那个年代,两地的善堂一起合作(hézuò)了诸多事情,帮助了许多群众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,当时广州一带民众受的苦难会更加多。我们(wǒmen)现在讲大湾区,也应该强调(qiángdiào)当时粤港的关系——我们根本就是一家人,从善堂的相关历史中可以看到两地密切的关系。
(本文(běnwén)整理者(zhěnglǐzhě)系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社会工作杜冰冰、温倩钰、2024级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杰。)
杜(dù)冰冰、温倩钰、黄杰/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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